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纪。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国，农村的变化自然是中国社会转变的核心，而这种变化多源自于农民运动。一般而言，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研究和评价主要着眼于其对整个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却很少涉及农民运动对中国农村现实生活的具体影响。本文就试图通过分析20世纪20年代湖南衡山县农民运动的情况，以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视角，来初步探讨农民运动对中国乡村政治的深刻影响。　　

 
   

　　一、衡山县农民运动概况

　　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上，农民运动可谓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声色的湖南，衡山县又是农民运动的重镇。对于衡山县农民运动的具体过程和内容，很多研究成果已经做过十分详尽的描述[2]，本文只对衡山农民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岳北农工会和岳北农民协会做一概述。

　　(一)岳北农工会

　　岳北，是指衡山县南岳北麓以白果为中心，方圆四五十里的广大农村地区，也是当年湖南省长赵恒锡的“胞衣地”。由于长期军阀混战、税重租苛，这里的农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3年4月，湖南省党组织派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到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二人到达岳北后，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还建立了湖南最早的团支部——岳北团支部。他们仿照安源和水口山俱乐部“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的三级代表制，以十家农户为一组，选出“十代表”，并依次选出“百代表”和“总代表”，再由总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七人组织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他们于1923年9月16日在衡山岳北白果镇召开了一场参加人数达一万人之多的农民大会，从而正式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四项议决案[3]，同时发表了《岳北农工会宣言》，号召农工“要为自己解除困难，争取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4]

　　农工会成立后，四处宣传，领导农民开展平粜、阻禁和减租退押斗争，得到迅速发展，会员很快发展到四万余人，直接影响下的群众则达十万余人。是年11月25日，由于遭到赵恒锡的血腥镇压，岳北农工会遭到失败。岳北农工会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它作为湖南的第一个农会组织，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和高涨有着重大影响。对此，邓中夏指出，“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要到了农会的程度，能力是要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5]

　　(二)岳北农民协会

　　在“岳北农工会”被镇压之后，岳北农民运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1926年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岳北农民运动公开活动，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是年，在广州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岳北农工会书记刘东轩，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岳北开展农民运动。

　　协会成立后，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平粜阻禁，减租退押、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农民武装等活动，气势恢宏，成效巨大。　　

   

               

 

　　二、农民运动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影响

　　以岳北农工会和岳北农民协会为标志，衡山县在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种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对乡村政权、司法、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从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农民领袖与乡村权威、等方面，对这次农民运动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影响加以分析和解读。

　　(一)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

　　在农民运动之前的传统乡村中，农会是由有农业学识者、有农业经验者、有耕地牧场原野山林的物权者以及有经营农业及其副业者组成的，农会组织一般不参与政治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并未产生影响，乡村的权力大都握在族长和士绅手里。

　　而农民运动时期的农会组织则与这些农会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农民政权。1927年2月，衡山县农民协会发出公告：“照得农民协会，主体原属农民。凡剥削地主，以及土豪劣绅，不容投机混入，破坏本会章程。以后筹办农协，总要真正农人，会内一切事件，全由农民执行。”[6]

　　农民协会这种构成状况，决定了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即在“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下，对传统乡村的政治关系进行冲击，彻底推翻地主阶级的政府。因此，农民协会便成了新的政权形式。

　　1、农民掌握行政权。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一万至五六万之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被打了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村机关，自然跟了倒塌。”[7]

　　以岳北农工会为例，农工会成立后，选派代表四处演讲，针对地主任意提高谷价的行为，决定开展平粜和阻禁地主将谷米偷运出境的斗争。“并强令地主以一元钱四斗五升的价格粜给农民，他们在晓岚港用武力阻止了地主即将外运的数百担谷子。”[8]随后，农工会捆绑并对气焰嚣张不肯平粜的恶霸地主廖利元进行了斗争。总之，农民协会用清算、罚款、游团、关押、枪毙等方式打击地主，使得“都总团总躲起来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协会去办”。 [9]农民协会利用掌握的区乡政权，铲除吸食鸦片、赌博等各种恶习、筑路修桥、开荒造林，大力兴办学校等。

　　2、控制司法权。1927年1月4日，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1月29日，公布《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对土豪劣绅反抗或阻挠革命、民众运动，勾结逆军盗匪，杀害人民等行为进行了量刑定罪。法庭及这些条例的建立，为农民协会控制司法提供了模式和依据。[10]

　　1925年5月初，衡山县特别法庭成立，劣绅赵桂荪被依法逮捕。

　　3、建立农民武装。在农民武装方面，农民协会将地主阶级的武装常备队、团防局接收，组织建立各级农协的农民自卫军。

　　1926年秋，衡山的岳北和柴山洲农民协会夺去了白果、新桥和油麻田防团局的枪支，组成了农民纠察队。1927年3月，衡山县农民协会接收了县团防局的400多人和枪支，并将之改编为农民自卫队。[11]

　　4、推翻族权和绅权。农民协会“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会势盛的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泥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12]许多祠堂也成了农民协会的办公场所。

　　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他们的便。”[13]

　　(二)农民领袖和乡村权威

　　乡村政治是在乡村社会这个特定范围内进行的，与城市政治有很大的不同。乡村政治行动者的个人身份特征，对理解乡村政治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相邻乡里”的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人品”、“名声”、或“见识”，才是乡村社会内生的真正具有号召性和组织性的力量。

　　1923年的岳北农工会即1926年岳北农民协会主要组织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刘东轩，衡山白果镇瓦子河村人，家境清贫，1916年考入免费的江南兵工学校学钳工，1920年被分配到水口山铅锌矿机械科当钳工。1922年9月江西安源路矿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水口山，刘东轩即组织同科10多名工人暗中组织俱乐部，11月加入共产党，当选为俱乐部副主任，并领导了水口山大罢工。1923年4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创建了岳北农工会，并当选为主任。

　　谢怀德，衡山白果镇街后人，成年后随父打铁度日，后进江西安源煤矿做修理工，1922年初参加李立三主持的工人学校，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时，他出任工人纠察队副队长，罢工胜利后，被选为总代表，工人俱乐部交际股股长。1922年12月，奉命至